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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展望

 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展望

周强,杨宇 刘毅 翟昆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100049;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主动塑造周边环境,引导世界新变革的战略举措,其实施将引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的、以中国为网络枢纽引发的全球地缘板块“共振”,尽管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政治战略,但是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战略属性。地缘政治作为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可用来理解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驱动因素,为维护各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提供思路和理论借鉴。为此,本研究试图从理论、动机、环境、效应、风险、策略等方面客观地论述不同学者和国家行为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以及“一带一路”客观上所形成地缘关系的变化。针对相关研究进展,提出未来应进一步探索构建相关地缘政治理论,解释“一带一路”引发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深化“一带一路”地缘环境分析;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地缘战略效应和风险,加强地缘政治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以此提高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决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

1研究背景

    2013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20153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重要文件。截至20168月,有30多个沿线国家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m“一带一路”是统筹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长远、顶层战略,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合作网络的倡议,从本质上来说,“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战略团,其与传统的国家地缘战略中所关注的国家自我利益扩张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思维,而是探索对接发展和全球供应等国际合作新途径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然而,“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了众多国家行为体的支持和参与,客观上引起了世界新的经济格局变化,毫无疑问也涉及沿线参与各国之间的利益协调,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因而“一带一路”也必然是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过程[3]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增强。冷战后,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缘政治现象,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整体实力尤其是物质性实力的上升,也将引起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与传统驱动地缘政治变化的因素不同,“一带一路”的显著特点在于中国驱动性,而非美国驱动性;是世界影响性而非地区影响性。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主导性的地缘政治影响因素,但“一带一路”建设所引起的地缘政治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的、以中国为网络枢纽引发全球地缘板块联动“共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的地缘政治现象。受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念影响,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或者利用权力达到安全的目的一直是主流的地缘政治观,“对抗性”思维成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因此,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与地缘战略所讨论的自我利益扩张是完全不同的思维,也不是中国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新征程,将“一带一路”误读为我国的地缘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的歪曲,将有损于其倡导的对接及合作理念,不利于其顺利建设[[4]。事实上,尽管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表现,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但是沿线各国以及区外大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作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和行动者,难免带有地缘政治的利益博弈和对全球新政治秩序的预判。因此,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政治战略属性。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利益博弈、权力抗争、财富争夺向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转变。过分强调和有意消除“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属性都不能客观地审视“一带一路”所引发的全球性的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迁。为此,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客观论述不同学者和国家行为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以及“一带一路”客观上所形成地缘关系的变化。

2主要研究议题及主要观点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如何界定“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属性;其二,如何阐述“一带一路”引发的地缘政治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其三,如何建设“一带一路”。从本质上讲,这三个方面的地理学核心问题可归纳为“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在此框架下,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论问题、地缘政治动机、地缘政治环境、地缘政治效应、地缘政治风险和实施的策略与思路等六个方面。

2.1地缘政治理论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巨大系统工程,其理论基础必然是综合性、跨学科的。国外学者对于“一带一路”基本理论大多数仍然延续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较多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等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让中国的经济力量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5j,尤其是中国快速推进建设铁路网络,能够帮助中国快速到达“心脏地带”[6],将自身的经济与欧亚大陆的丰富资源建立联系,重塑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基础,帮助中国寻求欧亚大陆霸权曰。显然,这种鼓吹扩张、对抗和争夺的传统地缘政治学在解释现实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时,存在明显的缺陷[Csl,也不符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诉求。

    国内学者已经尝试构建相关地缘政治理论框架阐释“一带一路”引起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比如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定位论[[9]、共同现代化理论[[10]、包容性全球化理论[[11]、领导型国家[12]、痛点经济学[13]等。王缉思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是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中国在东部方向上进行战略经营的空间已变得相对有限,应该“东稳西进”[9]。刘江永提出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海洋国家之间、陆地国家之间,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和平合作,通过互利共赢,打造结伴不结盟的网络化利益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和合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实践,将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导致的“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14]。于会录等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引入地缘政治领域,尝试以地缘战略的外部性为切入点,提出了地缘战略外部性概念,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会产生外部性,且外部性随国家的规模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大而变大;通过负外部性最小化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负外部性最小化应该成为地缘战略优化的目标,并以此分析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机制[[15]

2.2地缘政治动机

    “一带一路”推出前夕,中国国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外交工作艰巨性、复杂性剧增,如何评估中国国际环境形势以及如何适当调整相关外交政策等问题成为国内政策界和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16]。对于周边形势,有学者认为周边国家特别是小国对中国发展有疑虑和担心,中国朋友虽多却缺少战略盟友[1 .],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中国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地缘政治压力[[18,19],也有学者提出虽然中国周边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但直接冲击中国生存的安全挑战已相对淡化,机遇大于挑战[20]对于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方向,有学者认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圈;也有学者主张构建面向未来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构建应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四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统筹中国周边外交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六大板块联动,整合海上突破、积极西进、立足国内和外围拓展四种周边外交思路Czzl

虽然各方激烈争论,但也形成一定共识,即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必须具有清晰、科学的全球观点和全球战略Cz37

    虽然“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一系列复杂因素构成的宏观格局变化的结果,并非源于某个单一因素或单一目的,但并不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没有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考量。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未来地缘政治的大设计,将重塑中国在欧亚大陆国家和周边海洋国家的地位Cz 1l,是中国摆脱现行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难得机会Czsl。其次,“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区域属于政治不够稳定的破碎地带,加强这些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能够促进经济繁荣,维护脆弱地区和平,提升区域稳定性Czsl,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益,有利于打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第三,从全球战略空间来看,美国的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P)谈判几乎囊括了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将对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设置重重障碍,使中国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之中Cz,l,且加强了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密切合作,压缩了中国向东扩大影响的空间Czsl“一带一路”建设帮助中国向西拓展战略空间,突破美国及盟友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从政治博弈走向经济共荣Czsl。最后,“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需要加强战略性资源保障的安全程度密切相关。当前中国对海外的石油依赖程度高达60%,其运输通道中马六甲海峡是中国能源进口的战略漏洞[30],因此运输通道的多元化已经是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问题,打造一些陆路运输通道,并将海、陆运输通道有机衔接,提高中国战略性资源保障安全程度尤为重要[31],而“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有效地分散能源进口渠道,降低能源进口战略风险,提高中国的国际能源安全[33]

2.3地缘政治环境

    “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区域和国别等不同空间尺度上面临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从全球来看,当前国际政治的一大特征是权势转移背景下欧亚大陆新的地缘聚合趋势,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进入深度调整和重构时期[33]r“一带一路”建设与此调整转型期重叠交织,面临的全球安全环境总体趋紧。在政治安全领域,目前正在欧洲和中东愈演愈烈的一些争端,本质上都涉及到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重构和政治边界重划的问题。美国强化美日安全同盟,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正常化”,本质上涉及二战后东亚战后秩序调整和重构。在经济领域,国际货币汇率复杂波动、石油价格持续下挫等重大变化,本质上都涉及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结构性重组[34]。从中国周边重点区域来看,地缘环境十分复杂。中亚处于地缘政治的十字路口,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既是能源与资源的富集区,也是公认的全球经济塌陷区、国际安全的动荡区和破碎区,同时又是多重地区机制的重叠区[35]。东南亚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36]。东南亚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利用强大的经济力量主导东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威胁地区主体性,担忧中国会以自身意志的战略导向,要求东盟成员国遵从中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3.]。南亚地区情势复杂,尤其国家间关系结构呈现诸多复杂层次,从而导致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及回应也千差万别,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在南亚地区的实施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40]此外,南海问题热度上升、钓鱼岛及东海风险犹存,不同地缘板块的交织搅动,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平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39]。从国家层面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国情相似,发展阶段相近,经济互补性强,利益交集点多面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愿望都十分迫切,客观上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有学者以战略位置、辐射能力、参与意愿、双边关系、安全系数等为参数,评选出韩国、泰国、印尼、俄罗斯等15个国家作为优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国家[[41]。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多属于后发展中国家,政权结构不稳、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地缘关系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交错,安全问题迥异。

2.4地缘政治效应

    “一带一路”建设三年多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互联互通网络逐步成型,贸易投资大幅增长,重要项目合作稳步实施,取得一批重要的早期收获,其战略效应初步显现。地缘政治效应评估包括对“一带一路”建设未来地缘战略效应的预判和现有进展的地缘战略效应评估。对未来地缘战略效应的预判方面,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的基本共识就是“一带一路”将对地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营造一个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也将遏制战争势力,构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大格局[mo。通过海陆并举的方式将亚欧“世界岛”地区联系在一起并形成整体,通过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创造顺利实施的条件,并以此塑造国际分工新格局,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Cazl“一带一路”从东向西贯穿了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战略枢纽区,沿“一带一路”配置战略资源,通过“以纲带目”引导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走向,因而将帮助中国在全球层面塑造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43]。在地区层面,将对欧亚一体化或地区秩序产生影响。“一带一路”扩大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支持中国建立一个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网络,其实施将使中国成为欧亚一体化的主要经济和外交力量[[44],或将在亚洲及周边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秩序[[45]。整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融合周边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要素,拉近地缘情感,加强周边地缘联系,释放地缘经济能量,起到重塑周边地缘的地缘政治效应[[46]。对现有进展的地缘战略效应评估方面,主要集中在各方面的“一带一路”的新闻通讯、大事记、年鉴等方面,阐述不同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取得哪些具体进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等。从学理层面探讨与评价建设所取得地缘战略效应的研究还比较少。在科学、动态、量化评估“一带一路”战略效应方面,北京大学等单位推出“五通”指数报告,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合作的五个方面,设计为五个指标及诸多小指标,进行量化评估沿线国家与中国“互联互通”的水平,为“一带一路”效应评估提供了基础数据[[16]

2.5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其内容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外交、宗教、冲突、环境、族群、非政府组织等众多非商业因子o;}。中国已经置身于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或地缘政治关系网之中,即便中国不主动谋求地区或全球的地缘政治地位或地缘政治优势,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羁绊之中,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远远大于机遇[Cas7

    从空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是立足国内,以周边为重点辐射全球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展开,其外部地缘政治风险来源于沿线及相关国家、周边整体,以及全球。首先是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全球性风险挑战。“一带一路”国家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中东欧都是大国角力的焦点区域。

“一带一路”的实施会导致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改变,域外国家在沿线地区的利益诉求也会主动地参与到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美、俄、日、印、中亚、西亚因国家利益诉求不同,对“一带一路”持有不同态度[[49],其对美欧主导的秩序构成挑战,将引起美国及其盟友格外担心,大国将反制“一带一路”,积极争夺地区主导权,从而对“一带一路”形成牵制[[50]

总体而言,各大国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思想上高度警觉,行动上严密盯防,各个都有举措[[51]。比如美国可能对沿线国家搞政治颠覆[14],俄罗斯由于担心干扰其主导的后苏联空间经济一体化而政策立场多变[[51],印度引入美日等域外力量进入印度洋对抗中国[}7]等。

    其次是来自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地区性风险挑战。近年来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已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一带一路”将会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这些地区和国家历史上就存在由于种族和宗教关系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经过或邻近这些地区的时候,可能会与这些地区的矛盾牵涉,甚至导致这些地区的矛盾激化,从而使自己陷入到“捅马蜂窝”后的窘境之中[[48]

    其三是来自重点国家和中国自身的国内风险。在沿线国家中,一些国家处于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法律和贸易保护制度不够完善,由此产生政治风险、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不可避免[[46]。比如在阿富汗,作为连接中亚南亚的重要枢纽,2014年美军撤出后,阿富汗地区安全陷入真空,各派势力趁机冒头,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巨大安全风险[53]。在巴基斯坦,巴朝野各派政治斗争近年来不断加剧,恐怖主义与社会政治动荡风险持续凸显[[54]。在缅甸,2011年以来该国民主化转型迅速推进,成为美国、日本在亚太地区推进民主化的“样板国家”Cssl。此外,“一带一路”将带来人员的频繁流动,从而使得大量人口移入中国的可能性陡增,甚至会产生规模化的难民问题,其他国家的不安定因素甚至部分极端主义势力也会随之而来。此种由于地缘性关系改变而形成的人口涌入,又会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形成新的聚积,从而逐渐改变边疆的人口结构,引发边疆地区更多、更频繁的民族、宗教和稳定问题[Cas7

2.6实施策略和思路

    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中相当一部分项目策划和研究并没有从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地缘战略的层面上考虑,而是从具体项目的经济效益等方面入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实现中国大国崛起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手段,其战略目标和建设方略也应积极服务于大国崛起这一最终目标[[56]。在战略布局上,“一带一路”范围广,需要少数地理枢轴执行空间上的承启、链接和辐射功能,即“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支点。在空间布局上,南海及周边区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基点;缅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部之锚;巴基斯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西部之锚;中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咽喉;俄罗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桥梁[43]。在实施路径上,应从中国崛起的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分析,虽然面临诸多方面的地缘经济政治挑战,但中国应依托兼具“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发挥二者相连的地缘优势,推进发展最具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经济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经济等板块相连,实现亚欧大陆整合,进而带动和提升中国与非洲和南美的经济合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拓展中国的地缘经济政治空间[5i]

3研究趋势与发展展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加强相关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当今世界所出现的新问题和发展的新方向都难以摆脱地缘空间的影响,地缘政治思维依然是分析当前世界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但如前文综述分析所言,“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多样化的地缘政治风险,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印度的抵制,日本的“拆台”,泰国高铁项目迟迟不能落地等一系列障碍,当这些问题产生以后我国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手段或措施来化解这些问题,进而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对智力支撑具有刚性需求,既要从学术角度出发,加强全方位的基础研究;又要从政策角度出发,注重发现新问题、发展新理论、应用新方法、提供新建议。为此,学界应该致力完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相互结合转化的问题框架,加强“一带一路”的跨学科研究,形成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发展“一带一路”的应用研究,形成综合性的战略分析框架,力争使“一带一路”倡议有更扎实的理论基础、更精确的风险把控、更高远的战略思维和更全面的科技支撑。

3.1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理论

    “一带一路”的推进是中国以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姿态建设性融入当今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过程,将是一个长期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系统性问题。应该把此问题放到中国的兴衰沉浮及其与世界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大时空背景下理解,研究“一带一路”引发的全球性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变迁,以及导致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驱动作用机制与驱动模式。同时,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已经难以对现时代的新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进行指导,中国“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包容性全球化”改变了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中心一外围”式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发展中国家合作、开放、共赢为主旨的新全球治理模式逐渐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地缘政治秩序的影响因素、原理、驱动机制等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深入剖析这些问题,需要跳出传统地缘政治的思维,探讨“一带一路”引发的新问题新现象背后的关系转变,系统阐述“一带一路”影响地缘政治秩序变化的原理、机制、途径、影响因素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行为与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具有包容性全球化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为解释、优化、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甚至是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等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3.2深化“一带一路”地缘环境研究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形势复杂,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研究量大难度亦大。当前对“一带一路”地缘环境的宏观研究分析较多,深层次的挖掘分析较少,尤其是对区域和国别地缘政治环境的分析较少,对沿线国家研究不够具体。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环境和细化区域与国别地缘环境研究。建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等要素的自然一人文多尺度的综合数据平台,系统把握周边国家乃至区域地缘环境的总体格局和特征。构建多指标多尺度的地缘环境综合定量评价模型,包括地缘环境时空变化评价模型、地缘结构稳定性和承载力评价模型和各因素对地缘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模型等,加强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等地理信息技术在地缘环境中的应用,全方位提升数据服务的能力,为周边外交和周边地缘环境分析提供技术方法支持。加深对重点地区地缘环境态势的认识,从描述、格局、过程深化到对复杂地缘环境系统的动态监测、模拟和预测,实现对诸如极端事件发生、发展和影响程度等信息的及时挖掘和预警。

3.3准确剖析“一带一路”地缘战略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其主要特征是具有高度的覆盖联动性。地缘政治风险具有层次性,从双边、次地区,地区,到跨地区和全球。如中巴经济走廊虽然只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双边互联互通规划,但其一旦建设贯通,将深刻影响南亚次区域现有的格局,同时彻底改变中美日印等区域大国在亚太的地缘博弈态势,因此其面临的风险不仅是中巴双边问题,也会来自南亚次区域甚至中美日印等大国的政策变化。同时地缘政治风险具有联动性,“一带一路”建设将会使中国、周边、全球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沿线各国各类风险的地缘传导将更加迅速,使得周边地缘的敏感性增强,一个风险源出问题往往引起连锁反应。

美国可能采取战略层面牵制“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地缘政治具有地域特性,不同区域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各有差异,中亚面临突出风险是复杂的大国关系,南亚突出风险是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以及恐怖主义的风险。不同地缘政治格局下,因国际合作的模式、合作对象和合作主体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是不同的,且同类风险在不同的区域其作用力度和作用方式也不相同。因此必须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不同区域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探讨不同风险因素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模式。根据不同风险因素的作用过程,针对中国在不同区域的地缘环境形势,建立面向区域的“一带一路”合作风险评价模型,对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风险性和安全状态进行评价。对不同区域的风险模型进行集成,建立以关键因素为核心的综合性海外合作模式的整体风险框架,探讨不同风险因素对我国海外合作安全的整体影响程度,并建立以关键指标为核心的多区域风险预警体系,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判,探讨不同情景下风险可能的演化路径,提出风险最小化的国际合作的防控政策和建议。

3.4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地缘战略效应

    目前学术界的讨论从宏观层面探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效应较多,从微观角度刻画较少,也缺乏系统性。“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有大量配套政策措施,必然会产生相应政策效应和战略效应。应科学选取地缘战略效应评价因子,合理构建地缘战略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科学合理地测度“一带一路”在周边、地区、全球等不同尺度地缘环境中的影响力和战略效应。评估的具体内容包括“一带一路”所引发的大国地缘战略竞争与合作的强度;“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所产生的引力和斥力的程度;“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程度,对相关国家发展模式的影响程度;“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带动程度;对非“一带一路”盖地区的辐射带动程度;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覆盖面和程度等。针对现实战略需求和重点领域,通过评价模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客观描述对“带一路”建设现有进展战略效应,存在主要问题和不足,支撑优化战略决策。

3.5加强地缘政治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政府、高校、民间等都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从中国外交、区域合作、交通运输、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不同角度组建了人才队伍,开展了系列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十分薄弱,研究队伍和出版的文献都屈指可数,很难满足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的需要。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是地理学界不可回避的研究议题}3y; 20世纪70年代,伴随国际地理学界复兴区域地理的呼声,中国的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研究曾经出现一段黄金时期,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2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立了世界地理与资源研究中心,从全球化的视野,把握世界地理与资源研究的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探讨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尺度的战略资源流动与可持续发展状况,为国家安全、资源安全和环境外交提供决策咨询。国内其他单位也相继成立研究平台开展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如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周边地缘研究中心,云南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地缘政治研究是地理学的传统领域,“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支撑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因此建立一支适当规模、梯队合理的地理学研究队伍,培养一批青年骨干,是开展“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和世界地理研究重要保证。未来应面向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组建和培育一流研究团队,培养一批青年学者;联合国内外有条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跨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通过设立相关专业、论坛、基金、奖学金等形式,凝聚优秀研究人才,扩大学科研究队伍,支撑国家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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