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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晚清厦门女学的兴起

要:鸦片战争以前,受传统观念的禁锢,厦门妇女并未受到良好的教育。 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厦门,为了传教需要而率先兴办女学。 虽然,教会女学是西方列强利用宗教施加文化影响的产物,但也推动了国人的自办女学,对厦门女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晚清;厦门;传教士;女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总体上是“没有女学,只有女教”[1],“妇人见短, 不堪学道”[2],“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这些传统观念成为架在女子身上的枷锁, 女子在家庭中只能默默忍受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礼教。 当时的女教并未体现女性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而是与封建礼教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 鸦片战争以后,厦门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开放,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 来厦的传教士为了加快基督福音的传播步伐,着手建立教会女校,从此打破了厦门长期以来女子不能入学的封建旧俗。 目前,研究传教士与女学的相关著述颇丰,但研究厦门地区以外的居多, 本文着重分析传教士在厦门兴办教会女学的内在动因, 并探讨了教会女学对晚清厦门女学兴起的作用。

一、传教士在厦门兴办教会女学的动因

在欧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潮流中, 相伴而生“在 和非 教民 族中 传教 规模扩张”。 中国的厦门只不过是欧美全球化扩张进程中的一个支点。 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中的“利益均沾”原则,美、法两国相继威逼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攫取了居住、传教等特权,外国传教士冠冕堂皇地进入厦门。 欧美传教士来厦门传教后都会感受到传教与办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文化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不依靠教育去传播基督教的行动是完全不明智的。

1.宗教狂热主义的驱使

福音不是欧洲民族的私有财产。 这股将福音传至“异教区”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深受 18 世纪英格兰和美洲“福音派复兴运动”的影响。 福音派的觉醒运动使布道及其对象发生了突破性的变革,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种下信仰种子,而且要让异教徒通过信仰基督而回到神的面前。 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 从来没有一个得到如此广泛的宣传, 也从未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自愿捐款用于支持如此多的专业机构参与的这项宣传。

在此影响下, 基督教的主要教会号召所有信徒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让世界各民族归信基督这一重任。

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从事推行基督教传教工作,一直致力于实现大规模的基督教化,力图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基督徒, 他认为基督教必须牢牢地植根于被教化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之中,因此,他被称为“现代宣教事业之父”。 1792 年,威廉·凯里出版了 《探索基督徒委身于异教徒归信之法》,该书开创了新纪元, 他对反对前往异教区传教的五大理由一一回应, 鼓励人们越过障碍前往遥远的彼岸, 还提出具有实用价值的建议用以帮助在世 广 鲁·福 (AndrewFuller)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悔改、相信福音,那么接受福音的人也有责任将其传遍世界。 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意识到,除了人的灵魂及肉体需要救赎以外, 一个非基督教的思想世界也是属于要被占领的领地之一, 也要受到带领而臣服于基督。

在美国,以《圣经》为根本的新的宣教理论不断发展,形成千禧年后论、普世无私至善论、普遍救赎论、无私论等理论,为海外传教运动提供了神学基础,使得遵守基督传福音的嘱咐、对基督之爱以及普世同情心成为传教事业的三大主线。 18 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旨在复兴基督教福音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以及基督复临论促发了大规模的海外传教运动。

2.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推动

19 世纪是基督教 张的关 ,也 是资 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重要阶段。 随着欧美工业革命的开展,世界的财富急速增长,同时也出现了极度的贫困。欧美国内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基督教试图以复兴宗教正义、福音布道慰藉人们的心灵、改良社会。 1860 年以后,基督教的扩张步伐显著加快,而且皈依形式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这是欧美社会剧变的结果,也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医药技术的发明和改良在全球的扩散而发生。

西方征服中国不是单纯靠武力, 更要靠思想文化的占领, 武力只是推广西方文化观念的凭借或手段。 1842 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除了满足英国在政治、经济上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的同时,还使传教士获得了在厦门进行宗教活动的特权。

有的传教士甚至公开叫嚣 “只有战争开放中国给基督”,并为其本国侵略势力提供情报、制造借口、出谋划策,充当侵华的先锋和助手。随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给予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扩大传教的特权,从而在华形成大规模的传教运动。由于将世界的基督化和列强的殖民扩张混淆在一起,“传教团体受其宗主国政府的控制, 所以差会和传教士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扩张主义的时代心态, 使向外传教活动与当时的殖民主义扩张紧密相连。

3.差会及宣教社团的鼓动

18 世纪末 19 了把福音传到亚非拉地区, 通过确立目标而建立的跨宗派的宗教社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教运动。

其中著名的宣教社团有:1792 年英国人威廉·克里组建的浸礼宗宣教会,1795 年由公理宗、 安立甘宗、长老宗、循道宗组建的伦敦差传会,1814 年创建的英国海外圣经协会和 1810 年美国公理宗创立的美国海外宣教专员董事会等。 在厦门传播基督教的主要力量有“三大公会”:美国归正教会、英国伦敦公会和英国长老会。 这些团体大多抛开了教派分歧联合宣教,它们组建类似公司的组织,设立一个领导机构———委员会, 来负责筹集资金和海外传福音等。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是中华内地 会的创始人, 他深受英国清教徒思想和循道宗福音派的基要主义信仰的影响,将“为基督征服中国”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他认为“宣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唯有完全依靠圣灵而领受圣灵的能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中国是一个死亡的国度,中国人需要生命,基督来临就是要赐给中国人生命”。

因此,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传教士为传播基督福音而鼓噪,把教育作为让中国人“归化”的重要手段。 正如1877 年狄考文在《基督教会与教育》一文中所说的“教育是教会工作的一个合理部分”和“教育在中国作为推翻异端的一种积极力量的重要性”。

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下,西方若想要赢得阵地, 就必须得通过教育来推广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 刻不容缓。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 Bridgman) 也认为:“只要给我们机会和充足的经费来教育整个一代人,正如支配思想之律世世代代都肯定是相同的那样,教育也肯定地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任何或者一切其他手段联合行动,要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 因此,他们认为“当我们表达一个创造的福音,一个在地上建立神圣的政府的福音,以及同时是一个拯救的福音时,我们看到办学是传教士必要的责任”。

二、教会女学在厦门的曲折发展

1842 以后 美国 传教士 裨理、波罗满以及罗啻相继来到厦门,1844 年,英国基督教伦敦公教会 (自由教会) 的施敦力·约翰(Stronach Alexander)和养为霖(William Young)二牧师到厦门传教,1850 年, 基督教英国长老会用雅各(Jas. Young)医士、宾为霖(William.C. Burn)牧师也来到厦门, 他们带着宣传教义的使命来到这片仍然处在封建社会笼罩下的土地。 他们把传教对象锁定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妇女,认为“数目多得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像白纸一样洁净, 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 外国教会很快意识到女性作为传教的重要对象, 必须具备一定的教育程度, 而当时厦门女性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让传教士逐渐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不得不借助教育传播教义。

1.克服语言障碍,迈出教育传教的第一步。

传教士初来厦门,不仅风土人情不谙,语言文字隔膜,而且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障碍,直接布道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广大民众受教育水平低下,文盲太多,尤其是广大的妇女群体,不识字如何去读《圣经》呢? 如果妇女都不识字,如何去教育下一代,如何让基督教义再次传播呢? 语言文字是沟通的桥梁,如果语言不通就会阻碍传教事业的发展。

最早来到厦门的基督教传教士是美国归正教会的雅裨理(David Abeel),紧随其后的是归正教会传教士波罗满 (william Pohlman) 和罗蒂(ElihuDoty) 过程 中发现 ,布道时“正确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听众就会讥笑甚至蔑视他们”。 闽南“白话文”最初是闽南话的罗马字母注音符号, 传教士通过它来学说闽南话, 然后向说这种方言的闽南广大文盲百姓传教。 1853 年罗啻编的第一部 “汉英厦门方言”字典———《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Amoy Dialect) 很多来 传教士 学习闽南方言的工具书。在汉英厦门方言字典中,最重要的、也最常用的一部,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编的《厦门腔注音字典》,该书于 1873 年在伦敦由英格兰长老会出版。

此外,厦门的三大公会给初入小学的儿童合编了一套白话文的小学课本《基督教三字经》。 传教士先是克服了自身的语言障碍,然后通过对厦门方言的了解,从而便于从事教育传教。

2.接近社会底层,兴办教会女学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人们担心教育会让女子变得骄傲懈怠不理家中事务。 又因家国情怀使人们对外族持有怀疑, 再则有些传教士嚣张跋扈,使得知识分子阶层对基督教的反应也很冷淡,广大民众对传教士也极不信任, 因而教会办学受到了抵制。女性接受西式教育,这对封闭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超乎寻常。因此,传教士为改变厦门民众的冷漠态度,教会学校大都是义学性质,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吸引更多女子入学, 有的学校还会贴给上学的学生每月几角钱,以资鼓励。 “他们用金钱驭使人们归从,以助长其不驯的企图。……传教士们最频繁的费用支出是他们支付那些皈依者的……如果传教士争取一个平民信教, 他们就奖赏他;如果他是一个文人,奖赏则多十倍;如果他是一位朝廷命官,奖赏则多一百倍。

可见,教会为了多吸收信徒绞尽脑汁。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养为霖夫人即在寮仔后开设第一所女学,“收学生二十人, 为厦门首创之女学”。 但不久因养为霖夫人生病回国,暂告停顿。 1850 年,养为霖夫妇由英返厦,继续开办女学,编译诗歌为礼拜吟咏之用,并与归正教牧师合创白话字母,切音拼字,为妇女和失学者识字读书提供方便。 此后, 厦门女子教育逐渐得到发展。 1865 年美国归正教打马字夫人在新街礼拜堂举办“周课”,教读《圣经》和《教会问答》等。

1870 年,美国归正教的打马字夫人等三位牧师娘在 1847年开办的第一个女学堂的基础上, 在厦门竹树角创办女子学堂培德女学,到了 1880 年,因为竹树脚礼拜堂失火,马利亚·打马字将学校迁至鼓浪屿田尾,后来被称作“田尾女学堂”或“花旗女学”,1884年,美国归正教清洁·打马字创办田尾妇女福音学院,简称田尾妇学堂,专收已婚妇女。

1910年改称毓德女学。 1876 年,英国长老会倪为林牧师娘与吴罗宾牧师娘在乌埭角办 “乌埭女学”,又称“红毛女学”,1910 年为纪念仁历西而改名为怀仁女学校,后来增设怀仁女学校附中师范。教会所办的女学起初是不系统不正规的, 最初的招生和学校管理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从教育学角度论,这些传教士最初办学的层次是很低的, 而且也没有学塾或书院之类的统一规定。

因而,教会开始关注并且着手在厦门兴办女学,但发展缓慢。 早期的这些学校实际上是教堂附设的读经班和读书班,规模小,学生少,多设于民房中,设备简陋, 仅具初小以下的程度, 除了教授简单的读、写、算,还教授地理、缝纫、家务等常识课。尽管这些女学其实并不能算真正的现代教育, 但在那个年代,无疑是颠覆性且极其进步的。

(三)教会女学越来越世俗化、规范化

困难重重下,女学依然顽强挣扎着。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后, 随着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己有了较大的改善, 这为教会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读经班”已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竹树脚、田尾女学堂等教会女学也进行恰逢时机的调整。 女学办学的宗教色彩逐渐变淡,“世俗”课程有所增加,世俗化、规范化的新一代的女学出现了。 据史料记载, 教会女学初期发展缓慢, 19 世纪 80 年代末时,“逐渐变得重要与壮大”。 1889 ,田 “毓 小学”,还增设了两个附属师范班,厦门的中等教育初露端倪,这也是开展职业教育的最初尝试。改名后学校依旧保持良好的招生势头。 清末“新政”以后,厦门女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表 2 所示),同时女学的发展也日益规范化。 1903 年,美国长老会创办怀德幼稚师范学校。 1910 年,毓德女校有了自己统一的校服,制定了校徽、校旗。此后,怀仁女学校增设附中师范。 毓德女校和怀仁女学被并称为厦门女子教育史上的“双子星”,为之后的厦门乃至闽南的女子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利亚·打马字回忆厦门办学的情形时说:“十年前,在这个 地区 ,只 女能读基督教经文,女子学校有女生,但只有一二十个。 今年(1902 年)有 700 个女生接受教育,一千多妇女能阅读”。 这已经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受初级教育的女童有的去师范班再念三年, 而随着每一批学生的毕业,不少“有能力、有智慧”的女教徒走出校门并进入社会, 扩大了教会学校的社会影响力。教会看到了教育的成效,积极扩大办学范围,这也对国人兴办女学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传教士推动了国人自办女学的发展

从古至今,女子教育一直不为国人所重视。就整体而言,中国女性仍是缺少正规教育的群体。在1905 年废除“八股取士”以前 ,读 书人 须习 八股文考科举,以求“学而优则仕”,思想僵化,所谓“读死书,读书死。 ”传教士宣扬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观念, 以及他们不畏艰难兴办女学、 提倡西学, 推动了国人自办女学的发展。 教会学校的建立,给清朝封闭性的传统教育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1.通过舆论宣传,推动近代厦门的教育改革传教士林乐知在 《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说》一文中认为“女学愈先,国势愈强”[27] “教 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 则在于不兴女学,女子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兴盛 ,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此则尤有厚望于国者也”。 厦门 代早 刊《 西 传教士 先创办的。 这些报刊成为西方教会在厦门当地的喉舌, 积极鼓噪教会思想和宣传教会办学的益处。 西方传教士积极撰文鼓吹改革中国教育,批评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 强调要振兴中国教育就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 并主张广设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 传教士在厦门办的教会学校及其所实行的西方教育体制, 与清朝的教育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 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特别是女学对救亡扶危的重要作用。 只有兴办女学,妇女广受教育,才能担当起为国育才的社会责任。 厦门作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当地人士对西方事物充满好奇,对西方教育抱有乐见其成的态度。

2.办学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传统的教育体制已积弊丛生, 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教会女学在厦门的异军突起给当地民众心理以巨大的冲击。 教会女学率先把欧美先进的教育方式引入中国,其西式管理、西学课程和西化校风也同时被引进。教会学校除了传授教义外,所教授的西方知识课还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甚至有化学课,同时还开展形式多样的课程活动。新学与旧学相比,确实具有更强的实用性,更能引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它们在教学过程中引进了西方班级授课法和先进教育理论, 打破了传统教育僵滞的课程结构和呆读死记的教学方法。

此外,教会学校还开设医科、师范、女红、家政等有很强社会实用性的科目,培养学生的各项技能技巧,为女性赢得经济独立、获得职业创造机会。教会女学成为传统教育的对立面与参照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教学效果的显现, 教会学校的一些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教育方法也多仿效教会学校。例如,在毓德女学当年的一份教学规定中,明确列出每月必考的学科有英语、汉语、算术、自然等,每半季或每季必考的学科有历史、地理等。

许多学校还引进西方新式教学方法,注重教学实践活动,经常组织学生举行各种活动,如竞赛、参观、远足、课外活动等,一扫旧式学校闭塞之风气,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国人自办的学校不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大都仿效教会学校。近代厦门教育发生的这些变化, 对促进近代厦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3.推动了国人自办女学的兴起和发展

清光绪元年(1875 年),缅甸华侨曾广庇在曾营创设的龙山女子两等学堂 (即初高级的完全小学,后改为学校),是厦门最早的侨捐学校,也是厦门最早的侨资女校。

1898 戊戌 前后 ,废科举,兴学校,风行全国。 厦门人传统的教育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 正如厦门的一个绅士所说,“现在,建立师范学校的愿望是如此强烈。 从前,人们即使被提供免费进入师范学校的机会, 也会加以拒绝。而现在,人们却愿意自己交纳学费到这些学校求学。

这时厦门各界的有识之士以“教育救国”为口号,推动教育改革,兴办新式学校。厦门女子师范学校, 又称海滨女子师范学校、 上女学,1906 4 24 日在内 迁至港仔后周之桢宅。 曾聘请近代著名女诗人吕碧城之妹吕坤秀从北京来厦任教。 周淑安、林巧稚、黄萱、黄墨谷等均曾在该校就读。

虽然有的女学持续时间较短,不成规模,未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在当时开办女学是石破天惊的举动。

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 )的统计,当时有官办、民办女学堂 391 所,女学生 11936 人,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是 2%。 再据宣统元年(1909 )统计看,“当时小学堂 51678 所, 有小学生 1532746人。 其中,女子小学堂 308 所,共有女学生 14054人。 女子小学堂占学堂总数的 0.6%,女小学生占小学生总数的 0.9%。 从上面的数据可见,从女子小学堂总数看,1909 年比 1907 年还减少了 38 所,但从女学生入学数看还是有所增加。只是小学女生入学率远远低于小学男生入学率罢了”。

总而言之,西方传教士“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其根本出发点还是中华归主”。 教会女学是西方列强利用宗教施加文化影响的产物,与西方殖民主义及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密切联系,宣讲福音是其主要职责。 因此,所有教会女学的教学都“以传播宗教精神、培养基督信徒为中心,弥漫着浓烈的宗教气氛”。 “它的兴办首先是为了满足西方各国传教士在中国传道的需要,但客观上却填补了我国教育史上 ‘女子无学’ 的空白。

基督徒虽不是从事学校正规教育的开山鼻祖, 却是两性平等教育的革新者。 拉姆齐(W.M.Ramasay) ,基 “普 不像希腊和罗马人, 教育是富人的专利……也没有性别的歧视”。 这句话有很大的美化成 分,但也道出了基督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基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以及当时欧美普遍兴起的女权运动及女性广泛参加工作及社会活动这一事实,教会为博得人们的好感与信任,大力兴办教会女学、扩建医院,客观上促进了厦门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让这座岛屿城市成为福建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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