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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与博弈:试论台湾社区营造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

于海利(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社区营造作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台湾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社区组织的发展和参与,对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台湾社区建设制度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不难看出,台湾的社区营造虽然呈现自下而上的特点,但仍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台湾的社区营造也存在诸多未竟问题,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亦需要规避其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社区营造;多元参与;互助协作;竞争博弈

一、引言

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是在原有社区发展政策的基础上吸收日本“造町”、英国“社区建造”与美国“社区设计”等理念逐步发展起来的,1994年由台湾地区的“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首次正式提出,因此,台湾最初的社区营造主要是围绕文化层面相关议题开展。社区营造是以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意识为前提和目标,借着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凝聚社区共识,经由社区的自主能力,从而使各地方社区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推动社区发展。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和改革过程,由于台湾地区“解严”后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运动,再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使得“政府自上而下,一个口令一个动作”[2]的施政模式无法有效回应,因而政府部门逐步探索了自下而上、多方参与的社区营造政策。

中国大陆地区亦出现了由城市化和经济社会新常态带来的与社区治理相关的问题,再加上居民意识的日渐觉醒,中国大陆的社区政策也逐步变化,有别于原有的“政府主导”的强势推行理念,而是倡导在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参与,比如三社联动等政策的推行即为力证。正是由于两岸社区治理面临大致相同的社会问题和制度背景,近年来,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逐渐被实务界借鉴,同时学术界亦有很多学者逐渐关注并开展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台湾社区营造制度和政策梳理[3]、经验总结及对大陆的启示[4]、相关实证研究[5]等,较少针对台湾社区营造中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多元主体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共同参与并推动社区营造,推动社区发展这一共同目标的存在促使彼此形成互助协作的互动关系,但各主体之间亦会围绕着自身利益、资源分配、理念差异等方面产生竞争甚至博弈。因此,笔者以“互助协作”和“竞争博弈”两个视角探索台湾社区营造中多元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厘清台湾社区营造各主体之间互助与竞争的原因及其方式。

二、台湾社区建设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历程

台湾的社区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出,标志着台湾地区社区建设制度和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明显呈现在制度层面,因为社区营造的相关制度在规范和支持社区发展上发挥着维持秩序和界定方向的“关键作用”,因此,首先需要梳理台湾社区营造制度的变迁历程,纵观台湾的社区发展,其制度变迁方式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而呈现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特征。但是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都一定体现在制度供给主体、执行主体、执行过程等诸要素的变化。[6]由此,本文从制度供给主体、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三个角度厘清台湾社区营造的制度变迁过程。

(一)制度供给主体:自上而下的“政府导向”到自下而上的“社区导向”。

从制度供给主体来看,社区营造政策推行以前,政府作为社区发展方面“唯一”的制度供给主体,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和话语权,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地区当局为因应联合国“社区发展”的倡导,“文建会”于1965年颁布的《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是台湾的政策文件中首度出现“社区发展”概念;1968 年颁布的《社区发展工作纲要》则是在政府顶层设计下有计划地动员区域内人力、物力、财力,配合政府各部门以提高生活质量,[7]《社区发展工作纲要》的颁布说明政府开始重视地区的力量,有计划、有目的地挖掘和动员地方区域内的多元力量,使得社区内外的多元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83年和1991 年两次修订《社区发展工作纲要》,明确地将“社区发展协会”制度化,这也激发了包括社区发展协会在内的多个社区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成为后来的社区营造的重要参与主体,社区组织的蓬勃发展成为后来台湾社区建设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

1994 年,作为台湾社区建设的转折点,台湾“文建会”基于对过去社区发展政策反省的基础上,在《社区总体营造计划》中正式提出社区营造,取代“社区发展”而成为台湾社区建设的主流称谓,后续推动的《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及《社区营造三期及村落文化发展计划》,亦分别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着手提升社区的营造能力。这些都体现出政府在制度设计时更加注重社区力量,由于社区组织的快速发展,并具有合法性参与社区营造的资格,其在推动台湾社区营造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甚至由此总结台湾社区营造属于“实践经验型”,[4]因此,台湾社区营造相关的政策和制度需要基于已有的实践经验和社区提案的方向逐步调整和完善,政府自上而下的“政府导向”一定程度上失灵,再加上,为了规范化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此在制度设计层面引入了“社区导向”,但是由于台湾地区尚未完全建成“公民社会”,一定程度上台湾地区当局依然是社区建设制度的供给者之一,然而其制度供给主体呈现从“政府导向”转向“社区导向”的特点。

从上述的梳理过程可知,台湾社区建设的制度演变表面上呈现出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颁布推动的特点,但其实是由于政府对于地区力量的重视和挖掘、社区发展协会等社区组织的发展以及社区居民意识的觉醒等因素,而迫使政府在社区发展的制度设计层面引入社区导向,再加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物质基础,和台湾地区政治“解严”的制度环境,因此促使台湾地区当局探索以“社区导向”为主、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发展模式。

(二)制度执行主体:行政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

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是台湾社区营造的最大特色之一,社区营造计划推出之前,政府是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者、多种资源的拥有者,在社区发展和建设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其制度的执行主体大多为不同的政府部门的行政部署,虽然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也会不同程度地参与,但多数为临时性的捐款、个别资助等方式,而村(里)长也被诟病为政府的“腿脚”,村(里)民即使不满相关的社区制度和政策,也只能在已有的行政体系下以社区行动等方式表示异议,但呈现出个别性、临时性的特征,多数情况下村(里)民为被动的接受者和参与者。此阶段,社区建设制度的执行主体主要为各级政府部门,参与主体较为单一。

社区营造计划推行后,政府控制的渐退使得多种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多方力量得到充分发挥,而此时政府的角色也从过去的主导、控制,调整为引导、辅导社区以及协调多主体之间关系的角色。在社区营造初期,为了使得大众尽快了解和参与到社区营造中来,政府部门通过派遣专家学者到社区进行辅导、在各县市成立社区营造中心等多种方式,用以宣导社区营造理念和辅导社区营造的执行,为社区营造的各参与主体提供咨询与辅导,由此,社区营造中心也成了公私部门沟通和政策生成的平台,如台北市社区营造中心。此外,社区参与社区营造既能促使体制之内的有效执行,又是体制之外的情势所需,尤其社区组织制度化之后,从政策上明确了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参与社区营造的权利,这些组织植根于社区、持续与民众对话而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一方面可以了解居民的切身需求与困境,同时也为社区居民、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参与社区营造提供了必要平台。有些社区营造点还会聘任社区营造专员,[8]为社区营造链接大量资源的同时,并与村(里)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等共同推行社区营造计划,当然,这也存在着村(里)长、理事长、社区营造员“多头马车”等潜在风险。

总之,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成败,政府部门和非政府主体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力量,合作共治,推动社区营造有序进行的同时,激发各参与主体的活力,形成了台湾社区营造“政府引导+民间参与+专家辅导”的作用机制。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极大程度地激发了包括社区居民、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多元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营造中来。

(三)制度执行过程:政府体系的“纵向嵌入”到社区主导的“专案申请”。

台湾地区的社区建设经历了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制度转变,除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基础、政治解严提供的政治范围、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压力等一系列的环境条件作为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社区建设制度的执行过程有所转变。

1994年以前,包括社区营造初期,政府部门通过其固有的行政体系、资源直接配置等途径,以直接的“纵向嵌入”方式来推动社区建设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执行,即政府部门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需求,运用行政命令和自上而下配置资源的方式推动社区发展,此外,社区营造初期,政府直接选定社区营造的实验点或者示范社区,通过权力下放和公共财政投入社区来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直至目前为止,社区营造发展较好的“明星社区”即为初期由政府选定的社区营造试点社区。由此可见,政府在制度执行和资源配置方面都显示自上而下的“纵向嵌入”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维持秩序和界定方向的作用。

社区建设制度的执行过程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预示着台湾地区当局对已有施政方式的反省,他们认清社区是推进政治民主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最佳场域,与此同时,社区营造的逐步推行亦催生了多样化的社区组织,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多样化民间力量和政府资源的互相整合让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之间产生了有机性互动,这一有机互动为政府吸引居民参与和居民反馈自身需求提供了路径,而以社区发展协会为代表的多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预示着人们不再“等、靠、要”,而是更积极地通过寻求自治来回应自身所需。社区居民作为社区营造的行动主体,受政府制度创新带来的利益机会的诱导而积极响应获利机会,自愿缔结为社区团体,就社区环境、社区规划、社区开发等社区营造议题进行提案,在此基础上制定具有特色的社区发展计划、汇聚社区共识,共同参与和推动社区的制度变迁,[9]尤其是刚刚推行的参与式预算制度,由社区居民决定社区经费的使用,更是给予社区居民更深入的参与机会。不难看出,社区建设的执行过程逐渐由以往的“纵向嵌入”变为社区导向的“专案申请”,资源配置方式则由传统计划补助变为“竞争性提案”的模式。[10]

三、台湾社区营造的多元主体的互助协作机制

台湾社区营造的主要执行场域为多种力量相联结的基层社区,而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成效,并会成为政策是否得以延续之关键因素,[11]因此厘清多方参与力量在社区营造过程中互助的原因及方式较为重要。互动具有互助、协作和合作三种层次,互助是感性化的低级合作,协作则是以分工为前提的具有工具理性的形式化的合作,表现为参与行为主体间的职能互补,而合作则指共同行动中积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行为,[12]台湾当前的社区营造中各主体之间,尤其在基层社区场域,尚未建立起完备的互动体系,而各参与主体也并非都完全的支持和配合,存在着竞合关系,[13]所以当前多元主体之间尚未达到“合作”的程度,更多地呈现出互助和协作的特点。

(一)台湾社区营造的多元主体互助协作的原因。

台湾社区营造中多元参与主体之间为什么会彼此互助协作,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首先,社区营造体系是政府引导下的互助协作体系,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推动体系主要表现为政府引导、社区主导、多元参与的互助协作特点,在这一体系中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共同点,尤其是台湾地区文化部门(原“文建会”)后续推动的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健康社区六星计划等,单就政府主体就跨越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内政、农业部门等11个部门,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更是涉及多元化的行动主体,社区外部来看,区公所在内的基层行政部门、县市社区营造中心、非政府组织、大专院校、志愿者团体等,社区内部来看,比如村(里)办公处、社区发展协会、其他社区组织、社区精英等,这些行动主体都在政府部门以其有形或无形的方式的引导下,共同推动台湾社区营造的发展。其次,推动社区发展的共同目标是多元主体间互助协作的关键,每一个组织都有其自身的目标,但仍都维持着正式或非正式形式所设定的共同目标,台湾社区营造除了顾及组织本身目标的达成,也注重参与组织共同诉求目标的达成,[14]虽然各参与主体以不同形式和内容参与到社区营造计划中来,并皆有自身的日常工作和利益目标,甚至一些参与主体之间存在着资源和利益的竞争,但总体目标的一致性也注定了多元参与主体的互助协作属性。再者,参与主体间的职能互补也是促进各主体互助协作的原因之一,台湾社区营造的参与主体众多,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中的村(里)办公处、社区发展协会等社区组织,其中各参与主体的自身职能和角色不同,并表现出互补倾向,有助于形成持久的互助协作关系,比如政府部门需要推行相关社会政策,而社区需要资源、资金等推动社区营造的执行和社区的发展。

村(里)办公处因为其行政属性,可以有机会获得与链接社区营造所需要的资源,而社区发展协会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营造提供平台,其灵活性也为社区营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各县市的社区营造中心以计划案写作、社区实务操作、发票核销等内容设置课程来为社区进行培力,而非政府组织会直接投入资金、提供服务等,这种互补的特性有助于互助协作体系的形成和维系。最后,各参与主体在社区营造这一体系中处于持续性的互动,尤其是社区内部的社区发展协会、村(里)办公处等,他们存在于同样的地域范围,并且服务对象也同样都是里民,因此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地对话及共享资讯等持续性互动来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而这一过程中互惠、积极、有成效也有助于这一互助关系的长久发展,由于开放的态度促成了彼此的沟通,并在逐渐了解彼此的立场和理念,互助协作的互动机制日渐成型。

(二)台湾社区营造的多元主体互助协作的方式。

如前所述,在政府的引导和社区的主导下,台湾的社区营造的参与主体之间呈现出互助与协作特性,其互助与协作的方式亦呈现多样性。

1.资源和服务的提供。

社区营造所需的资金和资源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的供给和捐赠,比如一些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精英的捐赠等,台湾地区当局支持并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社区营造中来,甚至有些社区营造点即为基金会作为主要推动者,如新港乡的社区营造主要是由新港文教基金会推动,他们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会提供直接物资捐赠或者志愿服务。另一种则需要以社区提案的方式申请资金和资源,政府将社区营造政策转换为自治的形式在基层社区中实施,而社区居民的诉求则通过村(里)办公处、社区发展协会及其他社区组织以“社区提案”的形式向政府部门传达,政府部门通过对社区提案的申请进行审批,从而配置相应的资金、资源。

2.业务和人才的培力。

台湾社区营造的主导力量来自社区,而实际的主导者大多为村(里)长或者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等,由于年龄、学历等原因,对于社区营造及新事物的了解程度较少。因此,对于社区营造的相关政策、社区提案的撰写、发票核销等内容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和辅导,而这些培训有的来自政府的相关部门,比如都市发展局、区公所等;有的则来自各县市的社区营造服务中心、社区大学,其依据社区营造的需求设置相关的课程,对村里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社区辅导员及热心社区事务的个人等进行培训,然后回到社区来辅导和陪伴在地的社区营造;再者,一些高等院校亦会设置社区相关的课程,高校老师和学生将社区作为实习基地,同时协助社区开展社区营造工作。最后,社区营造相关的培力,除了针对相关人力方面,还着眼于社区营造过程的陪伴,台湾有些地区的区公所会在几个村(里)设置一名社区辅导员,其属于正式的公务员编制,主要用以辅导下辖村(里)的社区营造活动,以保证社区有任何问题及时获得咨询和辅导。

3.工作上的协作与陪伴。

除了资金来源和人才的培力之外,各参与主体在日常工作的协作与陪伴也是极为重要的,村里办公处需要协助区公所等政府部门的公文传达、政策宣导,而区公所亦需要帮助村里办公处及其他社区组织递交提案等。其次,台湾社区营造工作中最持续的协作与陪伴即为村里办公处与社区发展协会,村里办公处一般会由里干事、里长、邻长等组成,里干事是由区公所派至社区的公务员,人口和地方比较小的里会出现几个里共用同一个里干事;而社区发展协会则是具有完善的组织架构的居民自治组织,设有理事长、理事、监事、总干事等,里民自愿加入社区发展协会成为会员并交纳会费,然后将会员分为各种兴趣小组已经保健、环保、巡逻等志工团队,从而服务里民,两者有时候会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形成“社区同盟”,在工作内容方面相互协助方面,比如金华社区的里办公处和社区发展协会就进行了分工,属于社区发展硬体方面的工作由里办公处进行协调,比如道路、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等;而一些软体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社区发展协会进行承担,比如关怀照顾、节庆活动等。此外,在社区提案时,两者亦会在提案的内容、执行等方面互相协助,从而推动社区营造计划的开展。

四、台湾社区营造的多元主体的竞争博弈机制

在台湾的社区营造中,多主体之间难免存在着竞争,甚至是利益的博弈,因为一切协作过程都是基于利益谋划而开展起来的,每位参与到协作体系中的主体都是从自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的,但当协作体系中的每个主体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时候必须会产生竞争,尽管有时候这种竞争可以赋予协作系统以活力,甚至可能优化协作系统,但竞争的过程也会引发一些消极的利益博弈,甚至造成协作体系的解体,也

正因如此,台湾已有的社区营造经验中失败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一)台湾社区营造的多元主体竞争博弈的原因。

台湾社区营造的参与主体不完全是相互协作与互助的,也存在一些竞争和博弈,而彼此存在竞争博弈的原因有哪些。首先,各主体之间的目标和理念存异,不同的组织性质其从事公共事务的理念存在差异,这里的理念存异主要指社区营造过程中不同组织及个人是为谁营造、靠什么营造和怎样营造的差异,关于为谁营造的问题,表面看来都是为了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开展社区营造,但是每个组织都在这一共同对象的基础上存在差异,比如基层政府和村(里)长是为了自我的政绩和社区营造政策的推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可能是为了下一任的里长竞选,专家学者还为了一些学术研究,而志愿者还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等;而靠谁营造的问题,政府主要是制度和资源的投入,专家学者则是知识和人力的投入,社区发展协会则是居民参与和计划执行的投入等;至于怎样营造的差异,主要是社区主导的前提下,各参与主体以不同方式、不同内容进行社区营造。其次,人才和资源有限性就注定会有竞争,一方面,由于村(里)通常较小,热心社区事务的人员则更少,因此这些热心社区事务的社区精英成了各参与主体的争抢对象;此外,社区营造相关活动的设计和执行,也需要各个方面的志愿者,而这些志愿者通常也来自社区里民,也存在人员的争取问题;另一方面是政府借用社区提案的资源获取方式来引导良性竞争,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一些组织在进行提案的时候,通过恶性方式抢夺社区营造资源;最后,党派和家族不同也成了竞争和博弈的主要原因,一些参与社区营造的居民、社区组织、人民团体等分属于不同的党派,这种由于党派不同而产生分歧甚至博弈的现象就习以为常,另外,台湾地区允许一个里可以有多于一个社区发展协会,有些里的里长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属于同一个党派,这时候会出现其他党派的人重组一个社区发展协会或者其他社区组织,同样以社区提案的方式来开展社区营造服务,以达到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平衡。此外,台湾还有明显的氏族、家族意识,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或渔村地区,家族长老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有些里民也会因为分属不同家族,而出现有意无意的竞争和博弈。

(二)台湾社区营造的多元主体竞争博弈的方式。

台湾社区营造的各参与主体之间存在不同方式的竞争和博弈,简要分析如下:

1.直接的利益博弈。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15]多元参与主体在不同的利益目标下,处于有形或无形的对立之中,起初可能仅仅是利益认同的不兼容,后续有可能发展为采取威胁、甚至敌对行为抵制他人的利益要求和行为,[16]台湾社区营造并非得到所有部门的配合,比如政府部门与村(里)办公处、社区发展协会三者之间就存在着利益博弈,政府部门将村(里)办公处和社区发展协会作为基层施政单位,甚至将“社区提案”的审批及社区营造所需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作为诱饵,迫使村(里)长或理事长在基层选举时充当“桩脚”,甚至将其异化为社区政治人物经营基层网络的平台;而村(里)长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之间亦存在着利益博弈,尤其是有一些社区发展协会是由上届里长竞选中的失败者牵头成立的,作为其再次竞选村里长的跳板,甚至有些会在和村(里)长的博弈过程中“消亡”,如果村里长和理事长效力于不同派系的状况下,这种博弈则更为明显。

2.人才和资源争夺。

利益的载体和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源,而资源的有限性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出现围绕社会资源的争夺,台湾社区营造的推行需要专业化人才和物质资源的投入,因此资源竞争主要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两方面,人力资源主要是社区营造方面的专业化人才,比如社区营造员、社区规划师等,这些成为各主体争相拉拢的对象,此外,还有一些社区精英、社区志愿者也都是争夺的对象。资源竞争方面,村(里)办公处、社区发展协会之间的竞争较为明显,由于村(里)办公处与社区发展协会存在于同一地域范围内,两者对于社区内生性资源进行同时开发,对于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的资金等社会资源亦会竞争,多元参与主体通过人才和资源争夺从而获取利益。

3.话语权的争夺。

这个层面主要是因为角色不清导致的社区营造中“谁说了算”的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多个主体针对所谓的话语权开展争夺。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多元主体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参与其中,但并没有明确界定各自的角色和职能,因此,会出现一些职能越界和角色混乱的状况,社区营造在社区内部需要一个主导的推动者,这个所谓的推动者就是话语权的拥有者,有的社区主导者是村(里)办公处,有的则是社区发展协会,而有的则是在社区营造员的主导下带领村(里)长和理事长进行,而话语权的拥有者则是由多个社区组织博弈得来的;还有一些来自社区外部的博弈主体,比如政府部门对于新型社区的社区营造就插手较多。

五、简要述评

社区营造最初来自日本的社区发展经验,并首先在台湾地区实现了“中国化”,自实行以来创造出许多成功的个案,比如北投经验、金华经验、后壁经验等,这些逐渐被称之为社区营造的“台湾经验”。

台湾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尤其是其社区组织的发展和参与,对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与西方国家经由社区居民民主协商、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的自治方式还存在明显差别,通过对台湾社区建设制度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不难看出,台湾的社区营造虽然呈现自下而上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实现社区自主,仍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在资源方面尚倚赖政府的项目审核和资源供给,因此,台湾的社区营造也存在诸多未竟问题,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亦需要规避其存在的问题。

(一)建立统一的社区营造资源共享平台。

台湾的社区营造倡导多元化参与,目前来看,各主体是以自身利益为前提参与其中,不免会出现竞争和资源的浪费,而社区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有助于各参与主体之间更好的互助协助,由于福利资源提供主体日益多元化,使得部分福利资源重复提供给某些项目和个人,为更高效优化地使用资源,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需要建立社区营造资源的共享平台。此外,也有利于激发各主体有效参与,从而有效引导各参与主体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

(二)发挥基层公权力部门的必要功能。

首先是直接协助于社区建设的推动。在台湾的社区营造中,虽然强调社区导向和多元参与,但是仍然没有否定基层政府及村(里)长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在资源协调、引导辅助等仍需要基层公权力部门发挥其必要的作用。其次,基层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其公权力协调各主体关系、引导良性竞争,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互助、协作的作用,避免恶性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尤其是项目、资源审批部门的有效调节和引导,避免恶性的资源竞争。

(三)积极培力社区组织的发展。

多样化社区组织的广泛参与是台湾社区营造的一大特色,并且发挥着中坚力量,大陆地区的社区建设,如若借鉴其经验,需要以社区内部现有资源及实际需求,来积极培力社区内部力量,成立规范化的、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组织,成为社区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平台,为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提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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